试图全面把握钱穆，并非易事，因其学术生涯之长、著作体量之大，在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中，罕有其匹。借助代表著作与研究成果了解其人，自然也就成为了一条重要途径。在钱穆的著作中，最具声名者大概首推《国史大纲》；而在对于钱穆的阐释中，最具影响的无疑当属其弟子余英时的相关论述。
1937年，双十节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穆与汤用彤、贺麟联袂南下。1938年，他到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其时，同事陈梦家建议他写作一部“中国通史”，“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于是，他历时一年，完成了《国史大纲》，在1939年出版。
《国史大纲》以及此后钱穆的诸多著作，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对于写什么、怎么写，甚至为谁写，通常都有十分具体的思考。因此，在评价钱穆的著作及其影响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抽象地将他的某个观点等同于他的主张，再等同于他的立场。
在《国史大纲》问世前，当时学界已有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与周谷城等人的《中国通史》一类著作行世，但在顾颉刚看来，“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学术演进，自当后出转精。而钱著的独异之处，不仅在于其能于学术条件--尤其是图书资源十分匮乏的战时“急就”，更在于其以一书而兼“觉世”与“传世”两种效果，迄今在通史著作中独领风骚。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弟子严耕望认为，乃是由于此前六年钱穆已在北大与西南联大相继讲授通史课程。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史大纲》得以迅速成书。而原本因为条件所限，不能以史实考证为主，只好以史实发挥为要的体例设计，使得钱穆的通史论述更为契合时代潮流，其影响自然从听众到读者，流播开来。
在《国史大纲》中，最是广为征引者是钱穆在书前手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一即“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此说，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持有批判态度的历史观念不无回应。因此，在接受过程中也就逐渐被看作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论述。时过境迁，当“国学热”悄然兴起，“温情与敬意”在此背景中更是成为了足以与“打倒孔家店”抗衡的思想资源，钱穆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学大师”的代表。
以此理解钱穆，当然不能算错。但却不无脸谱化与符号化的嫌疑。钱穆研究“国学”、推崇“国学”，这都没有问题；但他对于“国学”的理解甚至他理解“国学”的方式本身都充满了一种现代精神，这点不应忽略。1990年，钱穆逝世。余英时接连写作了《犹记风吹水上鳞》与《一生为故国招魂》两篇文章。在前文中，他特别指出，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是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在后文中，他又专门提及：“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
钱穆写作《国学大纲》时，正值抗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对于“温情与敬意”的强调，乃是一代士林的“心史”。陈寅恪就曾称道其《引论》是一篇大文章。余英时所谓“为故国招魂”，对于写作《国史大纲》时的钱穆而言，正是实实在在的情形。早在1937年1月，感受到时局危急的钱穆就曾指出：“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同年7月以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至《国史大纲》写作时，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此说直接为《引论》所承继，彼时的忧患已经成为此时的境遇，而这对于从北平“南渡”到蒙自的钱穆来说，无疑更是感同身受，一如其在此书扉页上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前方的战士”。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一部钱穆的阐释史，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风尚浮沉的写照。仅就肯定其成就的一方而言，当“现代”作为首要的评价标准时，论证其现代性者比比皆是；而当“传统”成为重要的价值尺度时，表彰其传统性者又孜孜以求。
既然生逢“现代”，钱穆自然属于“现代学人”。何况所谓“传统”，大都也是基于“现代”的“发明”而已。但“现代”并非铁板一块，至少在现代中国史学的谱系中，钱穆与胡适就各自建立了一种新的“传统”。
直到1968年赴台定居，钱穆才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在胡适与傅斯年等人在世时，几乎不可想象。钱穆的现代性，自是与这一现代史学的主流范式不同。但在知识与方法的层面外，钱穆同样以其思考回应了若干重要的现代问题，只是他使用的资源可能更多出自整合的“传统”罢了。自其表言之，其取法不新；但自其里言之，则其指向不旧。
钱穆的通史论述，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于思想文化的关注。但在《国史大纲》中，却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延伸开来，不可偏废，那便是钱穆对于从“抗战”到“建国”的思考。循此展开的，便是钱穆在1945年结集的《政学私言》一书。
《国史大纲》的最后一章《除旧与开新》论述了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以《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与《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国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两节作结。《政学私言》收录了钱穆在抗战时期写作的十八篇讨论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上下两卷分别以《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与《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开篇，下卷以《中国之前途》与《建国信望》两节作结，与《国史大纲》的理论框架可谓遥相呼应。而《政学私言》无疑可以视为钱穆以其学术方式贡献的一种“建国方略”。钱穆在1945年这一蕴藉了历史可能性的关键时刻，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提供的“信望”是“中国之前途，将决于中国之文化”。这一“文化建国”的方案，本身即是一种现代态度与现代立场。换句话说，钱穆“招魂”的出发点是“国故”之思，但其落脚点显然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倘若不能在这一层面上达成共识，那么单纯表彰钱穆是“国学大师”，充其量也只是源于“全球化”与“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补偿心理的一种想象而已。
不过，钱穆一代的命运或许也在于必须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钱穆不以“事功”名世，但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却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与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与起步开山时的筚路蓝缕相比，钱穆在1959年毅然决定放弃书院的独立建制，加入筹备中的香港中文大学，更是可圈可点。这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的历史时刻做出的选择。此举不仅对于新亚的发展至为关键，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香港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自今视昔，钱穆的决定非常容易赢得后人与史家的称赞。但在当时，却无异于“壮士断腕”。
需要补充的是，这并非只是一个“功成身退”的故事，在此举背后所寄托的其实更有钱穆对于整个香港文教制度的理想。钱穆力主由华人出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并且亲自将学校命名为“中文大学”，这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都极有标志意义。1963年，大学成立。这又是一次钱穆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中“自处”并且“度人”的努力。
钱穆自学成才，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却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穆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钱穆，他也毫不掩饰，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能与自己合作主编。但钱穆却婉言谢绝了，他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的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其实，胡适与钱穆的交往，具体的学术分歧尚在其次，钱穆不满胡适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荡涤传统价值伦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西化，使得他们在一系列方面缺乏共同语言。
钱穆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对胡适本人，也连带批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师友杂忆》）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留学美国，就学于杜威教授，并终身服膺于实验主义，自称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回国以后即领导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国人对于西化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有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钱穆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相比较，有所不同。他既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也没有留过洋，非留洋派。他来自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江南小镇的乡村。在一派祥和安宁的氛围濡染成长的钱穆自然对古圣先贤满怀“温情与敬意”，他对留学生中鄙视祖国文化的人，极为反感，说这种人一登洋船，面目全非。他说，“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 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国史大纲》引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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